香港保衛戰

Raymond Eric Jones在日記中不時表示渴望與初生女兒Rae見面，儘管太太把女兒的近照寄到赤柱集中營，但他亦無法陪伴女兒成長。可惜日記又沒有記錄Jones回到英國之後，究竟選擇重返家庭，還是與愛人G追尋新生活，直到一次的機遇恰巧，終於讓我們得知這段故事的後續。

社交媒體的出現，改變了人類的習慣，試想像今天還有多少人會將生活鎖事記錄在日記之中。不過在香港舊照片網站 gwulo.hk 中，我們可以找到一本在上世紀二次大戰期間留下的日記，這部日記不單讓我們能夠從個人角度去了解當時的歷史，甚至能夠讓一個老兵家庭重修破裂的關係。

香港防衛軍屬於陸軍民兵部隊，並非全職軍人。防衛軍於假日進行訓練，又會定期進行演習。不過這支部隊並非所有士兵均為華人，有趣之處是每一連由相同國籍或背景人士組成，例如當中第三連由歐亞混血兒組成，第四連則由香港華人組成，將近200名華籍英兵參與防衛軍步兵隊。

追根溯源，早於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，英國已經有僱用香港及廣東華人擔任後勤支援，不過主要是苦力勞動工作，並非在前線作戰，又稱做苦力隊。英軍在進攻大沽口砲台時，不少負責運輸的騾馬因過勞而死，由苦力隊不分晝夜協助英軍將彈藥及物資運上前線。

官方論調指出英國不願意招募華人當兵，同時又指責英國人在二戰時期對日本的消極態度，並拒絕與華人合作是戰敗主要原因。事實上，華籍英兵不僅在太平洋戰爭中參與香港保衛戰，在香港開埠之後及戰後不同時期，華籍英兵均曾在不同的歷史舞台當中大花光芒。

1941年12月25日香港投降的消息未能傳達至赤柱半島的東旅部隊，華里士仍在指揮作戰。直至12月26日凌晨確認投降消息，才放棄抵抗。華里士雖為東旅指揮官，但其勇猛表現致嚴重受傷，於投降之後被送至英軍醫院接受皮膚移植手術，直至1942年4月才康復出院，再被押至亞皆老街集中營。

1941年12月19日，日軍兵臨黃泥涌峽，將英軍西旅指揮部重重包圍。西旅指揮官羅遜准將（John K. Lawson）向總司令官莫德庇作最後通話，留下一句：「我將出去戰至最後」，然後帶隨指揮部同伴離開指揮部嘗試突圍。

戰時駐港英軍總司令莫德庇於1891年出生於印度，1911年投身印軍陸軍，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軍階晉升至少校。戰後莫德庇於奎達英印軍參謀學院(Staff College at Quetta)深造，其間認識後來於香港保衛戰犧牲的西旅指揮官羅遜。

綜觀赤柱半島地理形勢，由於三面環海，半島連接內陸之間最窄的部分只有大約300米寛，確實有利於守軍抵禦敵人侵略。而且赤柱半島防禦設施相對完善，不但擁有七座機槍堡，還有黃麻角砲台及赤柱砲台，儼然一座要塞。單是赤柱砲台的三門海防砲便可以360度迴轉，能夠隨時支援陸戰。

1941年12月22日，第38師團亦派出作戰參謀前往前線視察。何謂督戰，通常是由較高軍階的參謀或士官親臨前線陣地，了解戰況，好比上司巡視下屬般。但對於作戰中的部隊而言，無疑會構成一種壓力，在參謀或指揮官督戰之下需要更加奮勇作戰，取得戰果並帶來勝利。